1998年以来，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已连续发行了3600亿元建设国债，国债的发行，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势头，而且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下半年，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元，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共发行1100亿元建设国债，且采取了增加技改贴息政策，拉动当年GDP增长2 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建设国债发行额达到了1500亿元，但对GDP增长的拉动仅为1.7个百分点。而且从长期看，政府投资总是不如民间投资的效益高，因此，如何启动和激活民间投资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的原因“九五”以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分析其原因，专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有：
　　(1)市场。认为投资不振来源于需求不足，企业找不到具有合理回报的项目，缺乏投资热情；
　　(2)政策。认为税费水平偏高，导致投资成本提高，抑制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3)管制。根据供应学派理论，供给因素在实现国民经济中长期均衡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政府对企业的过度管制会对资本形成产生消极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政府管制主要表现为行业进入的限制和融资过程中的所有制歧视；
　　(4)资金。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分割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歧视，另一是缺少能满足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程度企业投资需要的市场体系，即现有市场体系只能满足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分割的资本市场造成资本限制和投资机会的分割，影响了企业家的决策。由于民间投资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融资成本高，企业预期收益低，投资积极性受到抑制。
　　民间投资的不振，除了大家分析的市场预期等因素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也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尚未形成有利于民间投资扩张的制度。
　　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人的能动性只有通过激励才能启动，惟有良好的制度才能够有效的激励。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民间投资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但制度是多层次的规则构成，相对于大量滞后的其他正式约束以及长期形成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言，这句话只能起到“灯塔”的作用，而在其他制度安排没有跟上之前，它不能独立地为民间投资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当前的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比较高，市场中的不确性因素比较多。同时产权制度安排也比较滞后，难以在民营企业家及社会公众中树立保护巨额私有企业产权的信心。
　　要改革目前的困境，必须从制度创新上着手，以有效的制度创新拓展更为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这其中要发挥民间制度创新的作用和优势。我国的许多制度创新都最先源于民间，民间的制度创新需求和自发的制度创新总是先于政府的制度安排，我国的私营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这种以需求诱致为主的制度创新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其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有较高的一致性，增强了社会对制度的认同程度和实施效率，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因此，在制度创新上要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而不能仅仅把制度创新当作政府的工作，只要符合现行的法律体系、不违法，就不应干涉。
　　●启动民间投资的建议
　　1、从法律上对民间资本给予确认，使民间投资放心投入实业领域。要想使民间资本投入实业领域，就要把一些有投资回报的项目更多地让给民间投资，让民间资本有利可图。投资有风险，民间投资最担心的就是政策变化的风险，担心一个行政命令下来让投资者受损。因此，要想民间资本活跃起来，投资积极性提高，就要规范运作，让民间投资有可靠的法律保障。因此，对私有资本给予法律上的认可是十分必要的。
　　2、大力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的报告（IFC对中国私营企业融资问题的调查），私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 90%以上的初始资金都是由主要的业主、创业团队成员及其家庭提供的。因此，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这就需要在有序、规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3、尽快改审批制为备案制。审批经济产生巨大的内耗，取消和减少一些部门的审批权限，损失的只是某些部门的蝇头小利，解放的则是生机无限的生产力。尽快改审批制为备案制，对民间投资的增长将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4、放松政府管制，提高投资实业的收益。据统计，2000年股市扩容极快，然而资金进入更凶。千军万马之所以弃实业而取股市，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益驱动；二是股市有足够的流动性，透明度也相对较好，而投资实业的阻碍相对太多，投资环境相形相对恶劣，办执照难、进入难、税收重、管制多、盘剥重，一旦投了资还退不出去。因此，如果没有良好的微观机制，没有良好的投资实业的环境，民间资金进入实业领域就有困难。治本的办法就是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不断放松政府管制，打破垄断，拓展民间投资的领域，提高人们投资实业的收益，也就是说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解决问题。
　　5、政府对民间投资应给予一定的支持。当前，我国需要解决投资启动的资金来源问题，如何将闲置的资源投入亟需的社会基础建设等领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经济政策，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提供适当的利息补贴，以较少的代价调动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支持专业银行提供特殊的政策性信贷，设法将社会闲置资源投入基础建设等领域，促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在社会闲置资源获得充分利用后，通过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和社会就业，企业开工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改善，而且可创造出大量新的社会物质财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都会显著增长，正常生产和交换所需的货币供应也会增加，将远远超过对政策性信贷的利息补贴数额，地方政府依靠其税收的增加和适当收费，也不难偿还长期的低息政策性信贷。近年技改贴息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应将这一政策实施的范围扩大到民营经济。
　　●对政府投资的建议
　　1、充分发挥财政投资的“种子”作用。财政投资除纯公益性事业外，其它方面不必全力独力承担，应起到“种子”作用，为非政府投资的进入创造条件，从而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注重投资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的投资效率仍不理想，存货增加和投资损失的部分仍然过大。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的研究，假如今后进一步提高效率可使两者各减少1／3，那么固定资本形成与储蓄之比就能从过去的63%提高到75%，这样，即使储蓄率下降到31%，仍能保持现有的净资本形成率不变。可见，一方面投资效率的提高可以使投资对储蓄的依赖度下降，资本形成在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比较高的增幅；一方面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消费率的上升，也利于投资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3、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有关学者研究认为，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富有产出弹性的，但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却是偏低的，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以提高人力资本的均衡增长率，从而使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素质欠佳，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状况更为严重，因此，有必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投资，为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明确财政投资的方向和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财政投资的基本政策取向必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科学界定财政投资的范围，改变财政投资包揽过多的弊端，逐步减少和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集中财力确保国家投资重点。当然，明确财政投资的方向和重点，不仅需要考虑财政投资的基本属性，同时要结合未来中长期国民经济发展和政府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任务来进行分析和实施。
　此外，应利用BOT等方式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当然，BOT只是一种投资引资方式，也不只是对外资而言，同样可适用于国内各投资主体，即给予他们同等的待遇。